减压记住五个“好”

　　一是“睡得好”，不能经常加班，要注意休息；

　　二是“爱得好”，有亲情友情爱情，有社会支持系统；

　　三是“工作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做能胜任的工作；

　　四是“玩得好”，要有适合的自己消遣方式；

　　五是“心态好”，人生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事，要会懂得寻找帮助。

　　受访专家：樊富珉，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教授。

　　5月7日晚上，在卢新跳楼身亡的第二天，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教授应邀到富士康公司协助自杀危机干预工作。

　　8日下午6点，樊教授一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直接去机场返回北京。期间，她曾担心和预计这样的事情有可能继续发生。

　　一语成谶！

　　5月11日，龙华厂区24岁的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

　　5月14日，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梁姓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

　　今年，富士康已经有9起员工坠楼事件，造成了7死2伤。

　　日前，樊教授接受了健康时报记者专访，讲述了到富士康做危机干预工作的过程：

　　走进富士康像上了“航母”

　　5月7日，周五，我接到了学校电话，说富士康公司出现企业员工连续自杀的事情，希望邀请国内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专家去深圳“会诊”。上网一查，发现6日刚刚有一个员工自杀，感觉很有必要组织一个危机干预专家团队去现场调查和工作。

　　我以前做过非典、汶川地震等灾难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工作，对自杀后的危机干预有一定经验。于是，赶紧打电话联系北京和深圳两地的专家，组成了五个人的临床危机干预团队。

　　下午6点，我们从学校出发分头赶往机场，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先生陪我们，路上介绍了企业的基本情况和积极应对危机的努力。大概夜里12点多到达深圳。

　　8日一早8点，我们危机干预团队中的四人就赶到富士康公司的龙华厂区，孙先生为我们安排了在企业的餐厅吃完早饭，在富士康工会主席陈鹏等人陪同下，我们坐着电瓶车把整个厂区、宿舍、企业的培训学院和主要干道都走了一遍。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企业如此之大，像一艘航空母舰。人员年轻，非常集中。在深圳富士康就有40多万员工，当时我们去的厂区有大概20多万员工。

　　当天是周六，正好是上班的时间，哗啦哗啦的人群往各个场所赶，都是年轻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色彩有区别的短袖体恤衫），互相交流的不多，有人边吃早点边走，也有两三个人结伴。

　　我看到厂区一些大楼上挂着标语，写着有困扰可拨打785785，谐音为“请帮我帮我”。在即将竣工的员工关爱中心，我看到了一站式员工服务柜台，还有拥有十几个席位的热线电话咨询室。

　　在主要干道上，还有银行、商店、超市、大食堂、书店等，活脱一个大企业小社会。

　　企业缺乏危机干预经验

　　参观完后，我们来到会议室，九点准时召开情况介绍会议。让我没想到的是，如此规模的巨大企业，会议室很简陋简朴，包括老总的办公室都是工棚改造的。

　　企业的高领导层、相关的部门，如工会、人力资源部等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企业员工的基本情况：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很年轻，30岁以下的员工占93％，25岁以下约占75％。文化程度方面，约88％以上的员工是中专及以下，相当于高中毕业生。

　　我的感觉是这个企业发展迅速，规模很大，利润增长也很快，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福利待遇在同类企业中属于很好的。

　　之后有关方面又介绍了七个自杀员工的基本情况。主要的自杀方式是选择跳楼，大部分在居住的宿舍楼跳。自杀者的年龄都是25岁以下。文化程度多为中专毕业，好像有两个是大学毕业。

　　了解了企业的基本情况后，我们专家团队紧急开了小会，认为企业比较缺乏对自杀的危机干预经验。

　　这一代打工者多是80、90后，其中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公司里缺乏朋友和社会支持，问题就会积压在心里，时间长了就容易崩溃。

　　他们目睹了卢新跳楼

　　我给目睹卢新自杀的两个同事做了危机减压辅导。

　　见到他俩时，我的感觉是他们压力很大，面部表情缺乏，眼里无光。我邀请他们说说事发后的感受，他们表达出内疚、自责、恐惧等情绪。我告诉他们这是非正常状态下的正常反应。

　　有一位自杀见证者谈到：卢新很孝顺，对自己要求很高，也很急。他希望在深圳买套房子，早点把父母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感到很无奈，很自责，这可能是造成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我告诉卢新的同事：人对自己不要太苛刻，要现实一些，人有很多种活法和路可走，要珍惜生命。

　　我们也谈了如果持续负面情绪出现，可以寻求帮助的途径和方法。经过辅导，他们重新露出了笑容，对自己更接纳，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建议富士康增加“心检”

　　在企业的配合下，我们团队下午在各自工作了两个多小时后，企业里又随机找了9个基层员工做访谈，了解员工对连续自杀事件的看法和对他们的影响。我约谈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在富士康呆了七年，中专毕业，结了婚，租房住，每个月能拿到三千多块钱。他觉得虽然工作忙，压力大，但企业的待遇还不错。他对自杀者不理解，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另一个，刚刚来一个月，觉得很孤单，没有朋友。“企业有个基本工资，要想多挣点钱就要加班。在深圳有亲戚，但没时间去打扰。”

　　后一个在富士康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从流水线基层做起，一直做到管理层。他说，以前工作是很苦的，入职还有军事训练，但是能够吃苦。现在的青年人和自己以前太不一样了，“我用以前我的头儿管我的方法管现在的职工，完全行不通。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受不了，就会什么都不要，走人了。”

　　访谈结束后，我们建议企业领导层员工入职前除了做身体检查，还要进行“心检”。因为企业高强度的工作需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像富士康一样，大量员工从农村和边远地区走出来，进入城市，打工谋生，跟六七十年代的我国台湾很像。

　　台湾在六七十年代开始腾飞，好多农村青年、外地青年到大城市聚集，去工厂打工。

　　当时，针对员工出现的心理健康和行为问题，台湾“内政部”公布了“厂矿企业辅导人员设置规定”。要求企业必须设置专职员工辅导师。规定一百至五百人设置一名，五百人到一千人需要两名，五千人以上需要五名。员工援助师可以由社工、心理学、教育学或者体育等领域的人员担任。关注外来青年的生理、心理、成长等方面问题。

　　但是目前大陆只有教育部颁发了关注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文件，没有关于企业员工这方面的文件。可是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往往比学生承受更多压力。

　　所以，我们建议富士康和其他企业在培训中对管理人员增加心理减压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否则，心理问题不能及时得到疏导，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